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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鸟组合图像探析

归档日期:06-22       文本归类:敖吉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鹿-鸟组合图像,是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主题之一。而动物纹艺术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久盛不衰的艺术,流行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动物纹艺术繁盛之时,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从丝绸之路草原道向南传播,在丝绸之路绿洲道上流行起来。

  鹿-鸟组合图像,是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主题之一。而动物纹艺术是丝绸之路草原道上久盛不衰的艺术,流行时间在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2世纪。动物纹艺术繁盛之时,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逐渐从丝绸之路草原道向南传播,在丝绸之路绿洲道上流行起来。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关于动物纹艺术的研究,学术界有所涉猎,但多从比较宽泛的视角进行普遍性的考察。本文拟选择动物纹艺术中的一个特定主题——鹿-鸟组合图像,从个案的角度加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学者同仁。

  20世纪80、90年代,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和田洛普山普拉古墓发掘中,发现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物,反映出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各种文化交汇的状况。有许多色彩艳丽的毛织物上,织制着各类动物形象,其中有一种造型奇特的鹿形,非常引人注目。这种鹿形织在一件毛布裙子的局部,用绿色织底,红、黄、黑三色显花,织出横向连续排列、侧面行走状的鹿形图像。鹿的整体轮廓具抽象化的趋势,鹿头上有竖置的抽象化鹿角纹饰;鹿双耳直竖,用黑、红不同色彩表现;颌下有抽象化了的长须;脊背上有三支直竖的插羽。其中一枝顶端添加鸟头,鸟喙长而内弯并张开。另一只鹿脊背上的三只插羽上没有鸟头。(图1)有研究者将插羽上有鸟头的鹿称作龙纹,原因是其组合了两种以上动物形体特征。实际上,丝绸之路草原道上发现组合两种以上动物形体的怪兽比较多见,他们都不是我国传统意义上的龙纹。笔者认为暂且称它为鹿-鸟组合图像较为贴切。新疆考古学者根据墓葬发掘材料和碳14测定,确定时代为汉代。

  巧合的是,在新疆且末县扎滚鲁克古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另一种类型的鹿-鸟组合型图像。这种鹿-鸟图像同样织制在毛纺织品上。在一件用“通经断维”的缂织技术织成的缂织带上,织制着成排的鹿形图像。有趣的是,这些鹿形以两只为一组,呈单元性划分;两只鹿中一只鹿的嘴呈鸟喙状,似为鹿-鸟,而另一只是写实的鹿形。(图2)这种现象让我们联想到山普拉鹿-鸟图像单元组合中,也是每单元中一为鹿-鸟,另一为鹿形。所不同的是前者的鸟头形图像在鹿背脊插羽上,后者将鸟最为显著的特征——弯钩形的鸟喙直接移植在了鹿的嘴上,使之成为鹿-鸟。

  我们知道,鸟类的喙多为尖状,但呈弯钩形状的鸟喙,应该属于鹰鹫类。因此我们又可引出新疆出土文物中另一种类型的鹿-鸟形图像的鹿-鹰组合型。这件文物发现于克孜勒苏阿合奇库兰萨日墓地,是用黄金铸制。鹿呈侧面奔跑状,鹿耳直竖,鹿角向后延伸。鹿的背脊上站立着一只展翅的雄鹰,鹰的头颈部硕大,有猛兽的特征,但躯体为鸟形,嘴呈弯钩形的喙状。学界将其称作鹰鹿搏斗纹。这件文物的年代被学界定在战国-西汉时期。(图3)

  将新疆发现的这三件鹿-鸟组合图像加以比较就会发现,第一种类型和第三种类型有某些相像之处,即鸟或者鹰站在鹿的背脊上,前者只表现头部,而后者为全身。所不同的是,前者给人的感觉为鸟是鹿身体构成的一部分,而后者则为两个独立的个体。第二种类型为鹿-鸟的有机组合,鹿的形象占主导地位。

  如果放眼亚欧草原各文化圈的艺术遗存,我们就会发现,新疆所发现的这三种鹿鸟组合图像,在亚欧草原动物纹艺术和中国西部各省的动物纹艺术中都存在,但细部构图及表现风格上有差异,这一方面表明丝绸之路开通所产生的广泛文化联系;另一方面表明文化交流与融合之后的地域特色。

  具体说来,新疆山普拉发现的第一种类型的鹿鸟组合图像,在阿尔泰巴则雷克冻土墓葬中有典型的表现。代表性的器物是一个木质雕刻的鹿头上,长着向后延伸长长的鹿角,两根鹿角枝杈上,各有9个鸟头。(图4)其时代为公元前5世纪。这种风格的鹿-鸟纹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变异,出现了虎-鸟、马-鸟、狼-鸟纹图像。如果以阿尔泰为中心追寻,向东在我国鄂尔多斯动物纹艺术中,出现了双马-鸟纹图像和卧虎-鸟纹图像。双马相向而对,体侧生翼,尾巴上扬,尾端塑造多个鸟头形,并向前延伸至马的背脊直到头部上方。这件文物的时代为公元前3-1世纪,较巴则雷克鹿鸟图像为晚。另外,在阿鲁柴登出土的12件卧虎形鸟纹饰牌上,虎的头部长着向后延伸的鹿角,鹿角顶端长出多个鸟头。(图5)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向南在宁夏原州区三营乡出土的黄金翼马纹牌饰上,翼马的背脊部和腹部有奇特的绳状物,绳状物上也有多个鸟头形图像(图6),风格十分类似,时代在公元前5-3世纪。宁夏原州区潘家庄出土鎏金虎纹带扣上,虎的背部也有绳状物,其端头有一鸟头。宁夏彭阳县白杨村发现的虎噬羊牌饰上,虎的背部和尾端各有一个鸟头;宁夏西吉县陈阳村发现的虎噬鹿铜牌饰上,虎的头、项、背与尾部也装饰着鸟头。向西在哈萨克斯坦伊塞克古墓发现的多个黄金鹿形牌饰上,鹿的翅膀上塑造着单个鸟头形象。(图7)时代在公元前5-前3世纪。而在图兹达克谷发现的装饰着狼形的手镯上,狼的背脊到尾部,连续装饰着十个重复的鸟嘴小兽头。

  新疆且末扎滚鲁克古墓缂毛带上长鸟嘴的鹿形图像类型,在草原丝绸之路和绿洲丝绸之路经过的各地也有发现。我们仍然先从阿尔泰的巴则雷克文化说起。在巴则雷克发现的一具干尸纹身图案中,有一个身体为鹿形,头长鹿角,但嘴巴却是弯钩形的鸟喙。(图8)该文化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鹰嘴兽形的格里芬形象非常多见,但有鹿形、鹿角却为鹰嘴的鹿-鸟形图像并不多。在中国内蒙古准噶尔旗西沟畔匈奴墓中,发现了两个嘴巴为鹰钩喙的大角鹿。(图9)陕西省神木县纳林高兔出土战国时期的鹿形怪兽也是一个鹿角大而夸张性地向后弯曲,嘴巴塑造为弯钩形的鸟喙状。(图10)新疆克孜勒苏阿合奇库兰萨日墓地出土的鹿-鹰组合图像,以独立的鹿-鹰个体相斗特征出现。类同的图像在外蒙古诺音乌拉、阿尔泰巴则雷克文化中都有表现。巴则雷克的鹿-鹰相啄图像,表现出强烈的动态美感。鹿的大角为写实性刻画,头向后扭转,肢体呈侧面展开形, 后面的两个腿蹄向后平伸,前面一个腿蹄前伸,一个腿蹄后曲,欲意表现其奔跑的张力。鹿的背脊上站立着一个展翅欲飞的雄鹰,鹰的头颅也向后扭转,与鹿的体态保持着一致的动态。(图11)

  蒙古国诺音乌拉出土的鹿-鸟相啄图像,在造型特征上与前述有所不同,其最大的相异之处在于诺音乌拉的大角鹿呈侧面直立头向前方奔跑状,鹿背上的鹰形格里芬强有力的弯钩形喙啄在鹿背脊上,向上张开的翅膀和尾部都有抽象的图案化倾向,躯体则具有兽的特征。(图12)

  通过对以上三种类型鹿鸟组合型图案的观察对比我们发现,新疆考古发现的三种鹿-鸟组合图像,相对于其他区域类同图像来说,表现出自己特有的地域特征。从表现方式上来看,新疆第一类和第二类图像,都采用了平面图像显现的方式,用彩色毛线织制出来;鹿的造型极具图案化特征,可能是为了形成单元图像的模式,将鹿角竖置在鹿头的前端而不是上方,躯体整体轮廓勾勒清晰,细部表现趋向于抽象的图案化,用多种色差来表现,给人华美奇丽的感觉,与其他地区采用雕塑或者模压、彩绘的感觉完全不同。第三类独立的鹿-鸟相啄(斗)图像,相比也较为独特。鹿和鹰都采用了较为写实的立体圆雕手法。鹰的翅膀刻画较为细腻,凸现了一根根羽毛,喙部虽然较长,但没有其他地区另两例的弯钩状,鹿的躯体相对细小,没有过多的装饰,鹿角大而长向后,与鹰的翅膀相连接。

  前面两部分内容,主要是从新疆和丝绸之路草原道及绿洲道沿线其他地区发现的,时代在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世纪左右的文物中所见鹿-鸟组合图像的三种类型,论述了这种特定组合动物纹艺术图像主题的类同和细部情节的相异。通过对这些图像的类比和观察,我们可以感觉到,鹿鸟组合图像,是一种有寓意的象征性符号,而绝非单纯的装饰图案。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我们进一步追踪这种组合图像更为久远的渊源。由此角度出发,我们首先要考虑和关注的应该是公元前13-前7世纪广泛流布于欧亚草原上的鹿石雕刻遗存。在不同类型的鹿石中,带有鸟喙状鹿形的鹿石,主要分布在蒙古草原到外贝加尔湖一带,新疆的阿尔泰等地也发现了同类鹿石。这种鹿石遗存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在竖立的高大石柱体上,往往刻画有一排排身体呈竖立状,头上大角向后延伸,嘴似鸟喙的鹿形图像。鹿石中段有类似腰带的刻画,最上方有大小不等的圆环。在圆环与鹿形图案之间,有凿刻成项链状的联珠装饰。如果把伫立的鹿石看成是一个装饰齐全的拟人形的雕刻,那么鹿鸟组合图案通常分布在(人的)体上部躯干。最令人关注的是,鹿石上鹿形如鸟喙的嘴,不似鹰嘴的弯钩形,而呈现长长的尖状,并微微张开。(图13)这种鹿石上的鹿-鸟图像身体排布的造型也非常奇特,他们不似前述各类型,呈现横向站立或奔跑的形态,而像是一个个腾空向上飞起,其立意超越了现实生活中的实际情态。在鹿石的最上方顶端部位,往往有一个或多个圆圈刻画。这些圆圈被学界认为是太阳的标志。这种认识对解释鹿石上的鹿(鸟)腾空式的造型非常重要。前苏联学者沃尔科夫在对蒙古高原上发掘的近500多个鹿石进行过调查研究。他认为:“鹿石上的鹿形之所以与太阳崇拜有着密切的关系,第一是因为在多数场合下表示鹿朝着太阳的圆圈奔去,第二是因为据神话学和民族学材料,鹿是与太阳崇拜有直接关系的动物,这些是不容怀疑的。”沃尔科夫没有具体说明为何鹿与太阳崇拜有直接关系。但发现鹿石的地面上,往往有用石头堆砌的巨大太阳发光形图案,这说明鹿石的雕刻与矗立,与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太阳崇拜相关。

  有的学者还认为,鹿石及其图像,“反映了早期猎人的天文知识和天道观念”。为何这样认识呢?这可能与远古时代人类先辈们认识世界,并表达这种认识的方式有关。国内学界对北方草原文化相关的研究表明,早在我国红山文化时期,人们已经具有了宇宙世界三分说的思想。为了把这种思想用象征性的形态表达出来。智慧的先辈采用了最朴素的比喻方法:天空虚渺的世界里,只有鸟儿能自由翱翔,而天上太阳的运动又似鸟儿的飞翔,所以就用鸟儿的图像来象征天界;地上最具生命力的是植物和动物,而植物中的大树根系深扎大地,顶端直插蓝天,最具沟通天地的象征意义,所以人们产生了地上世界依靠繁密茂盛的生命树支撑的观念,并认为人之生命的产生正是宇宙生命树运化的结果。有了树木等植物世界,动物世界才有生存的家园。而在森林与草原共生的欧亚草原上,能够如鸟儿飞驰般奔跑,性情温和,为狩猎生产的人们提供主要生活和生产来源的重要动物是鹿,更重要的是,鹿头上的枝杈,可与繁茂的大树相类比。相关的民族学材料可以佐证我们的推测。达斡尔族民间故事《洪都勒迪莫日根》中讲梅花鹿为了帮助洪都勒莫日根,将自己的犄角放高放大,“长的高过了山顶,钻进了白云,犄角根本看不见了。”“洪都勒莫日根攀着鹿角,爬呀爬呀,肚子饿了,鹿角上长出一串串鲜美的果子,他就摘下来充饥,口舌干了。鹿角上又渗出一股甘甜的浆液,他就大口吸着解渴。当岁月露过九回脸,太阳要起第十次身的时候,他就登上了天……”鹿角具有通天的思想,这种意识通过民间故事清楚地反映了出来。

  长着繁茂枝杈的鹿形图像,因为上述多种原因,成为北方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心目中掌管地上世界的神灵。这样的认知,被古人用象形的艺术手法描绘在了一个灰色的陶尊上。这个陶尊发现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敖吉乡,属于新石器时代的赵宝沟文化,有学者认为,尊上的“鸟或者鸱鸮代表着天界,灵鹿代表着地上界,猪首龙则代表着地下冥界,一棵不死树(生命树)……把三界联结起来,说明此时已进入以树为社的氏族社会阶段……”

  我们认为,鹿石高达2-3米的体量,耸立于有巨大太阳塑形祭祀场地的特意安排,是草原游牧民族把生命树异化的一种体现。在这棵石雕的生命树上,宇宙三分世界的基本因素都被用鹿-鸟的艺术图像刻画出来了。代表天界的太阳,沟通天地的灵鹿,模拟的人形(萨满巫师)等等。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鹿石上鹿的蹄脚形状,“是野猪般的屈足”,代表它能沟通幽冥水下世界。

  这样看来,丝绸之路沿线所发现的鹿-鸟组合图像,其意义非比寻常,它所表达和凝聚的,是古代游牧文化的精髓。这样的图像被用各种手段,诸如黄金模压、毛线织制、木料雕刻、毡毯擀制等等精心表现出来,其实是表现了拥有这种文化的民族对沟通人与自然所作出的努力和实践。也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特殊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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