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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70篇红山诸文化的“鹿”与北方民族鹿崇拜习俗

归档日期:07-23       文本归类:敖吉乡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在红山诸文化中鹿崇拜现象频繁出现,如:鹿首玉龙,饰有鹿首、猪首、鸟首灵物的陶制礼器,各种鹿形纹分发达,并延传至今,如著名的鹿石、鹿岩画和北方萨满教的鹿神、鹿崇拜礼仪及民间尚鹿习俗等这两种文化虽然在时空上相隔千年,但在地域关系和文化特点上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鹿崇拜和尚鹿习俗在北方猎牧民族中由来己久,是一个传承广泛、源远流长的文化习俗。在南到长城,北至西伯利亚和北冰洋,东越兴安岭,西达中亚草原的

  广袤大地上,曾经普遍存在过鹿崇拜和尚鹿文化。直到今天依然遗留着诸多的“鹿石”、鹿岩画和有关鹿的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崇尚习俗。鹿崇拜是北方猎牧民族共有的图腾信仰和独具草原气息的特殊的文化传统。红山诸文化是我国长城以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发展水平最高、影响范围最广的史前文化群。在

  距今约8200—2500年的历史时期,北方人的祖先红山初民,在以西拉沐沦河、老哈河为中心的北方草原上创造了富具地域特色和草原气息的一系列的复合型文化体系,为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墓葬和聚落遗址是红山诸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存。随着红山诸文化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和扩展,出土发现了诸多的具有一定地域特征和原始宗教色彩的墓葬及实物资料,如居室葬、积石冢、石椁墓、青铜短剑墓等一系列的具有独特个性和形制的墓葬群。动物殉葬是远古人类共有的原始丧葬习俗之一。在红山诸文化中,尤其在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及红山文化早期的墓葬和聚落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鹿、猪、狗、狍等野生动物骨骼。其中鹿类的骨骼最多,约占总数的一半;其次是猪、狗等。这些殉葬的野生动物具有特殊的寓意,表现了原始人类动物崇拜意识,即图腾信念的产生。在原始图腾信仰中,图腾动物不仅仅是敬畏、崇拜的神灵,同时也是捕食的特殊猎物和祭祀品。在原始图腾氏族看来,适当地猎食图腾动物,能够加强彼此间的“血亲关系”和“认同感”,并通过此类特殊仪式,祈求达到与图腾神灵的沟通、亲近及图腾附身的目的。因此,就有了猎食并厚葬图腾动物,把图腾动物当做祭祀品、牺牲品、殉葬品,甚至将图腾动物的皮毛、骨骼、犄角、蹄爪等当做圣物供奉,或当成护身的吉样物戴于衣帽、服饰上等的特殊的信仰习俗。1992年考古人员在兴隆洼遗址居室墓中发现了用公母双猪与死人一起下葬的特殊的殉葬形式。2001年,在兴隆洼遗址的5号房址内,又出土了前额钻有圆孔或者方孔的12个猪头骨和3个鹿头骨。这15个兽头骨不是随意放置的,而是排列整齐的。考古专家根据头骨上的烧灼痕迹,认为这一组屋内兽头本用于宗教祭祀。在红山诸文化早期墓葬和聚落遗址中出土的鹿、猪、狗等应该是图腾动物或与宗教信仰有关的特殊的动物类。1983

  于赤峰市敖汉旗敖吉乡南台地的赵宝沟文化遗址(距今约7000—6400年)中采集到了大最的陶片,其中成功复原了4件装饰有精美的鹿、鸟图案的陶尊。该图案的“鹿和鸟的头部是写实的,均扬首向前,做奔驰状或飞翔状。鹿首的眼和鼻一般轮廓内留白,眼睛呈菱形或柳叶形。长角分出枝杈,桃形耳朵和下颌等部位均刻划出网纹。身体的结构非常复杂,一般呈勾云形或呈曲卷状,有翼形,后部大都呈现鱼尾或燕尾状”。1984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在敖汉旗宝国吐乡赵宝沟文化小山遗址中又发现一件饰有猪、鹿、鸟三种灵物图案的磨光陶尊。纹饰的制作,先把器表面打磨光亮,然后压划出灵物的轮廓线,最后再用细线条刻划出缜密规整的网格纹。其画面的制作风格同南台地陶尊基本相同,均突出了灵物的传神色调和超凡形态。“三种动物的头部具有写实性,但很夸张,身躯完全超脱了单纯写实现有动物的境界。鸟形纹,巨大的勾形长嘴的头上耸起的冠,充满了神秘色彩,而引颈举目、奋翼翻飞的雄姿,隐含着超人的伟力;猪形纹,柳叶形细目,长吻前伸,獠牙上弯,最具特色的是猪形纹的躯体,盘转卷曲,俨然蛇身,鹿形纹,目似丹凤,透出几分威严,长角分叉,桃形耳朵,显得灵性十足,四肢腾空,背生双翼,凌空飞翔。”赵宝沟文化陶尊上的动物图案的设计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无论是南台地遗址陶尊上的鸟、鹿二兽,还是小山遗址陶尊上的鹿、猪、鸟三种灵物,不仅造型风格相同,画中所占比例相当而且面朝一方向,由左向右的统一排序环绕器腹,表现出了一种平等和协、共荣共存的亲密关系。关于陶尊上的动物,学者们普遍认为是原始图腾或神灵,并指出三种灵物图案表示了拥有“鹿、猪、鸟”图腾的三支氏族或部落的联盟或联姻关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小山陶尊是中国最早的龙凤呈祥图,赵宝沟文化是中国龙凤崇拜的开端。”关于陶尊的用途,专家认为不是一般的生活器具或随葬冥器,而是一种特制的祭祀器或珍贵的礼器。因为陶尊的灵物图案不仅十分精美,富有神秘色彩,而且正处于器高1/3的视觉“黄金分割点”位置,表现出非凡的寓意。陶尊的这种布局正好是人平视或跪坐时仰视的理想位置。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采集到一件大型玉制龙形器.是距今约5000年前后时期的红山文化晚期遗存。玉龙为墨绿色软玉,体蜷曲成C字形,通体高26厘米,是至今发现的玉龙中体形最大的一件,因此被学界誉为“中华第一龙”。1987年,在翁牛特旗广德公乡黄谷屯红山文化遗址中又出土了一件玉雕龙,其制作年代比三星他拉玉龙早,但形制与其相同,亦呈C型,体高16.5厘米。此外在红山文化区域内出上或采集到了玉制玦形龙20余件。关于三星他拉C型龙的动物原型,学界仍没有统一的论定或让人完全信服的说法,有猪首、鹿首、熊首、虫身马首等不同的解释和争议。其中,“猪首龙”的观点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可和附和。笔者认同“鹿首龙”的观点。近年来有些学者针对C型龙的“猪龙”说提出了相对观点,认为龙头上向后飘的长长鬃形其实不是鬃,而是大鹿角。如,郭大顺在《红山文化》一文中认为C字龙吻端截平有双孔的似猪,吻端上翘的似鹿。又说:“主张为鹿的还将此类龙与赵宝沟文化刻划纹鹿形相比较,联系这类龙已知出土地点都在赤峰以北,在以牛河梁遗址为中心的大凌河流域尚未见,而赤峰以北多赵宝沟文化遗址,从而认定这类龙不一定属于红山文化,而有可能是赵宝沟文化的遗留物。”笔者认为,C型龙的动物原型不是猪,而是鹿,其依据有以下儿点:一是C型龙头上向后飘举的不一定就是猪鬃,也有可能为鹿角或鹿角的简化、变化形式。二是如果真为猪,应该是野猪而不会是家猪,家猪是农业经济高度发达的产物,以汉字的“家”为例,其表象乃是房中有猪。家猪是以粮食为主要食料的食量较大的杂食性家畜,饲养家猪不仅需要充足的余粮储备,还需专门的饲养技术及劳力。但是从当时红山文化经济形态及发展情况看,仍处于效率很低的“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农业阶段或农业、渔猎相互补充和交叉的混合性经济阶段,不可能具备饲养家猪的经济实力、条件和技术。也许对5000多年前的红山初民来说,捕猎野猪,比起养殖家猪更为便利、有效。三是野猪崇拜是红山诸文化早期阶段的一个重要的动物崇拜形式,如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富河文化中野猪崇拜十分盛行,赵宝沟文化陶器上的猪图案有一对上翘的獠牙,野性十足。但是三星他拉C形玉龙却没有獠牙这一野猪才有的重要特征。考古研究表明,红山文化与其前期的赵宝沟文化有明显传承关系。赵宝沟文化的大致年代距今7000—6400年间,红山文化的年代约距今6500—5000年,二者的相对间隔时间约在1000—500年左右。在这么短的历史时期野性极强的野猪被驯化成家猪,而且进化得连獠牙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是难于相信的,也不符合自然进化规律。原始野猪崇拜主要源于对野猪凶悍的野性和极强的生命力、繁殖力的敬仰,而野猪獠牙的崇拜是其重要的形式。性情温顺、懒惰的家猪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取代野猪,成为普遍崇拜的圣灵,登上神圣的图腾宝座,这不符合原始人类的信仰习俗和思维模式。因此,笔者认为C型龙的动物原型不是猪,而是在前红山文化时期的另一个崇拜动物鹿。鹿崇拜几乎贯串于红山诸文化的各个阶段和层面。在红山诸文化后期阶段,鹿的形象逐步向图案化、纹饰化、艺术化方向发展。如:红山文化积石冢冢顶上的无底筒形陶罐上的黑彩鹿纹;小河沿文化石棚山遗址出土的直筒陶罐上的奔鹿图案;夏家店上层文化宁城县南山根102号石椁墓出土的刻纹骨板上的车马猎鹿图,以及夏家店上下层文化出土的鹿骨、鹿角、鹿头形雕塑、鹿形配饰等无不说明鹿崇拜或尚鹿文化的发达和传承。鹿形象的这种从写实向图案化、纹饰化、符号化的变化,正是原始图腾崇拜从实物向抽象化、概念化发展的演化结果。巧合的是中国传统的龙形象就有鹿角。关于龙的形象,古书皆言龙“角似鹿”。屈原在《离骚》中说到的“飞廉”是一个鹿鸟合体的怪兽,历代文人注曰:“飞廉风伯也”,“飞廉鹿身,头如雀,有角,而蛇尾豹文”,“飞廉,龙雀也,鸟身鹿头”等。看来,“飞廉”不是自然界中的生物,而是一种鹿角、鸟身、蛇尾、豹文的复合型怪兽。中国传统的神话动物麒麟也是此类想象化的神兽。《说文》曰:“麟,大牝鹿也,从鹿麟声。麒,仁兽也,糜身、牛尾、一角,从鹿其声。”无论是“飞廉”还是“龙”和“麒麟”,都是与鹿有关的吉祥神兽或原始图腾神灵的变体。鹿是北方岩画中最多见的野生动物类,是北方岩画永不衰竭的主题和一个恒定的创作题材。数万年来,在苍茫的北方大地上鹿类一直占据着野生动物中的主导地位,处

  于整个生态环境和食物链的核心地位。鹿类不仅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而且具有极强的繁殖能力、高超的生存本领和超凡的灵性。同时鹿类也是草原猎牧民族重要的生活依靠和食物来源。鹿类的皮革、肉、乳、血、茸角,甚至是骨骼、粪便都具有很高的使用、食用、药用价值。因此人们把鹿当成“吉祥兽”,当成“草原一宝”,十分地喜爱和崇拜,并且将这种虔诚的心愿和热忱的祝祷形象地刻画于山石峭壁上,以示鹿群的繁殖和猎鹿活动的成功。由此,就有了数以万计的造形各异、寓意深刻的鹿岩画及以鹿为题材的各类造形艺术。鹿石是草原古代艺术的一个奇葩,也是草原“鹿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精典遗存。在广阔的亚欧草原上,从东边的西伯利亚贝加尔湖,西经蒙古的杭爱山,阿尔泰山及我国新疆到图瓦和南俄草原的一条东西横贯的草原丘陵地带,分布着数以千计的古代鹿石。迄今己发现的鹿石约800余通,其中的近600通鹿石发现于蒙古国境内。因此有些学者也将鹿石称之谓“蒙古鹿石”。所谓鹿石,一般指的是“经过人工敲凿雕刻加工而成的一种碑状石刻,因雕刻有鹿的图案而得名。”鹿石分为典型鹿石和非典型鹿石两种,典型鹿石是指雕刻有图案化鹿纹样的鹿石,非典型鹿石是指无鹿图案,只雕刻牛、马、猪、驴等其它动物图案和兵器、符号的碑状石刻。大部分鹿石是一些横剖面为圆形或长方形的石柱,由两条横带分为三部分。上横带一般较窄,由一列小坑组成,下横带较宽,由小点、水平杉针花纹或平行交叉线组成。关于鹿石的年代,学界认为“产生于青铜器时代,且延续了很长时间”,己被发现的鹿石多数位于古代墓地附近或矗立于墓葬地表建筑的东边。鉴于鹿石的这种特殊的方位特征,学者认为鹿石与墓葬有密切联系,是墓葬的碑状石碑或标志。前苏联学者HH季科夫指出:“所有的鹿石都是人的化身,很明显被埋葬的是战士。”诚然,不少鹿石形状酷似古代武士形象,不仅在鹿石的上部顶端刻有人面或拟人形的头饰和面饰,并且还有表示项链或颈项部位的连点纹;而在碑体的中部一般都雕刻腰带、兵器等。鹿石上凿刻的兵器有短刀、刀、矛、斧、钺等。但是,鹿石最典型的标志性图案还是鹿图案,尤其典型鹿石上的鹿图案往往四腿弯曲呈狂奔状,头后倾,巨角几乎触及背部,眼大睁,嘴呈现鸟喙状,表现出超凡的神态。这种鸟首鹿身怪兽形象,不是一般的装饰性动物图案,而是一种很有规律的模式化的造型风格,应具有更深的寓意。有学者认为“鹿石可能是用来表现沟通

  天、地与人联系的媒介,将它立在墓地除了纪念意义外,还能起到施以巫术的作用。鸟是天上的飞禽,而鹿是地上奔跑很快的动物,都具有灵性,把这两种动物融为一体,象征天、地,显示了万物有灵的宗教意识。”笔者认为,鹿石不仅与古代草原民族的灵魂观有关,而且与图腾信仰和祖先崇拜有更多的联系。无独有偶,鸟首鹿身怪兽形象在北方岩画中同样是拾手可见,并且在外形特点上与鹿石上的怪鹿图案极其相似,均是鸟喙鹿身的怪异形象,巨大的鹿角十分夸张地向后飘举或向上高高耸立,长长的鸟喙向前伸张或呈啼鸣状。类似鸟首鹿角的怪兽图案在山戌、匈奴、鲜卑等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传统装饰图案,尤其是金属类饰牌上多次出现,是一种传承较广的纹饰式样。其中匈奴金、银、铜制饰牌上的怪兽图案最具代表性,有粗大而内弯的鹰喙状的嘴,头上长巨大无比的多叉鹿角。其鹿角形状奇特,刻画得十分威武、神勇,有的像云一样蜿蜒盘旋,向后飘浮;有的像歪倒的大树向后挺拔,几乎覆盖整个身躯,而其身躯部分却似马、似鹿、似虎、似狗,十分怪异,是一个典型的“十不像”神物形象。这些在北方古代游牧民族文化中出现的鸟首鹿身或鸟喙鹿角的怪兽形象,不仅是一种独特的造型艺术风格,而且也是一种内涵深刻、寓意深远的文化符号,它与北方民族原始宗教信仰和图腾崇拜应有必然的内在联系。但是,让人惊奇的是这种神灵化的怪兽与红山文化的鹿形纹样,尤其是同赵宝沟文化鹿首灵物图案有着不少的共同点。首先,在外在形态上都具有腾云驾雾的神灵姿态,表现出超凡的灵气和目空一切的高贵气概。其次,二者均与原始宗教有关,特别是与灵魂崇拜、祖先崇拜有密切联系。其中,鹿石本是墓葬的纪念碑或标志物,表现了对部族祖先和英雄的崇拜,蕴含丰富的祖先崇拜、灵魂崇拜、英雄崇拜内涵。而赵宝沟文化饰有鹿首、鸟首、猪首灵物图案的陶制尊型器,红山文化饰有飞鹿纹样的无底筒型罐和C型玉制龙等均为用于祭祀的特殊礼器,附带着丰富的原始宗教色彩和信息。三是,二者的动物形象均是超脱写实意义的合体怪兽形象。无论是北方民族鸟喙鹿角怪兽纹样,还是赵宝沟文化鹿首、鸟首、猪首灵物,都不是自然生物形状,而是由多种动物复合而成的,一种蓄意创造出来的虚凡、抽象的神灵形象。虽然二者相隔数千年时空,但所表现出的诸多相同或相近的文化现象不得不让人称奇。这种现象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跨文化现象,从二者的地域类同性和文化类同性看,应具有更遥远的亲缘联系和渊源关系。鹿崇拜在北方草原森林民族中十分盛兴,并延传至今。古代的匈奴人、鲜卑人都有过尚鹿习俗和鹿崇拜。在考

  古出土的匈奴大量器物中,有一种类似鹿角的大角怪兽图案频频出现。学者认为这种大角怪兽是匈奴人的吉祥物之一,是氏族徽记和图腾神物形象。鲜卑人的墓葬遗址中出土的遗物中也有大量的鹿纹图案。如:饰有三鹿、双鹿、单鹿图案和纹饰的金、银、铜制饰牌、腰带和壶等器物。“鲜卑人的金步摇首饰往往也呈鹿形。在鲜卑人的墓葬中只见有牛羊马等殉葬,惟不见有以鹿为殉的。这些迹象表明,鲜卑人乃是以鹿为图腾的。”根据专家研究,鲜卑人喜观佩带的一种叫做“鲜卑郭落带”的腰带上镂有的瑞兽图案,其实是驯鹿图案。传说鲜卑拓跋氏在从大鲜卑山往西迁移途中,到高山峡谷之中遇到“九难八阴”迷失了方向,有一个“神兽”为他们带路,领出深谷,到了匈奴故地。这神兽就是鹿。这种神鹿引路的传说在蒙古族中也有,如成吉思汗西征西夏国时,途遇“九色神鹿”告戒“此仗不利”并领出迷雾的传说。蒙古族是典型的鹿图腾民族。在蒙古族传世巨著《蒙古秘史》中有这样的记载:“成吉思之先祖,是应苍天之命而生的孛儿帖赤那,他的妻子叫豁爱马阑勒。他们渡腾汲思水而来,在斡难河源头的不儿罕山前住下,生子名叫巴塔赤罕。”所谓“孛儿帖赤那”意即苍色的狼;“豁爱马阑勒”意即惨白色的鹿。关于这“苍狼”、“白鹿”,学者们各持不同意见。有的从史学角度认为是历史人物,是成吉思汗22代的先祖,即可罕和可敦;但大多数学者却从人类学角度解释为图腾称谓,表示了狼图腾氏族与白鹿图腾氏旅的联盟或联姻关系。“狼”和“鹿”图腾在北方草原民族中极为普遍。犬戌族是以“狼”、“鹿”为图腾的北方民族。《国语·周语》说周穆王曾西征犬戌“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所谓的白狼、白鹿是指犬戌中以狼和鹿为图腾的部落。众所周知,突厥族是以狼为图腾的民族。在古代蒙古部落中曾有过“狼氏”、“鹿氏”等氏族称谓。鹿是包括蒙古在内的北方萨满的重要的神和标志。“蒙古西北部达尔罕地方巫师和内蒙古巴尔虎、察哈尔、科尔沁等地方的一些巫师的帽子上镶有一个用铁做的鹿角像。他们用的青铜镜和火镰上,都刻有鹿的像。从这些可以看出,鹿是古代蒙古人,特别是居住在森林里的蒙古人的神灵崇拜物。”鹿角像是蒙古各地萨满神帽上的主要标志。科尔沁萨满在举行宗教仪式时所戴的帽子和萨满铃鼓上要悬挂鹿角,有些地方萨满的铜镜和法器上都饰有鹿形图案。在蒙古萨满舞中有专门的鹿舞,跳神时模仿鹿的走姿和神态舞蹈,有些萨满在神灵附体后变成“鹿神”(翁衮),模仿鹿的动作跳跃、奔驰。生活在蒙古西北部森林中的达尔哈特人是一群操突厥语的狩猎部落,他们常年累月在大山深处的从林中以驯鹿为伴,过着原始的氏族生活。这群达尔哈特人不仅以驯鹿为生,而且把鹿当成神来崇拜。因此,人们称他们谓“养鹿人”或“鹿人”。在蒙古族民间艺术中,鹿是一个重要的题材和表现对象。诸如有各种鹿形纹样、图案的手工艺品、生活器具和用鹿角制成的配饰、吉祥物等。在蒙古族民间舞蹈和游戏中,有各种形式的“鹿舞”和以鹿为主题的游戏和儿歌。“鹿棋”是在蒙古族民间传承最广的棋弈形式。据专家统计,蒙古族民间的“鹿棋”在种类上多达124种。蒙古人对鹿角十分崇拜,人们常把鹿角当做吉祥物悬挂于蒙古包的哈那或当做配饰或护身符带于身上。同时,以鹿角象征男根,家中若生男婴则以“鹿角”来比喻,或将鹿角挂于男婴摇篮上。此外,还有鹿的胛骨、踝骨、鹿头盖骨也是人们敬仰的神物。鹿崇拜在满族、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北方猎牧民族中普遍存在。在满州扈伦七姓萨满火祭仪式中有九根望柱,圆木柱上刻有长角鹿头、钩嘴鹰头、熊罴头等形象。学者认为“这些造型奇特的望柱不是一般的艺术品,而是氏族标志,各氏族部落互不相混,带有鲜明的图腾寓意”。过去满族的族部落举行聚会时,则用一根世代相传的鹿角传信。“满族的某些氏族供奉鹿神,祭祀时,萨满神帽上插鹿角,以象征鹿神”。满族人还将鹿角当做吉祥物或护符。鹿角崇拜是鹿崇拜的主要形式。在北方民族原始“物候历法”’概念中,鹿角的春生秋落现象恰好与自然界中季节变化相吻合。在他们的原始宗教意识看来,鹿角是鹿“灵性”所在,鹿角的枝叉是鹿的灵魂和主宰神所居之处。因此在北方诸族的萨满神帽上都饰有象征鹿神的鹿角形,而鹿角枝数的多少,取决于萨满身份的高低,枝数越多,本领越大,地位越高。鄂温克、鄂伦春萨满神帽上的鹿角枝数约分为3、5、7、9、12、15等不同级别,其中12枝叉被视为最高品级。萨满的神帽、神衣、单面皮鼓、面具等一般都以鹿皮或麂皮制作。在萨满神衣周边大多镶有鹿皮毛或象征鹿毛的穗饰。在鄂温克萨满的神衣上还缀饰着象征鹿骨骼组织的半圆形、柳叶形、长条形铁片、铜片和表示脊髓的麻花形的铁链。舞蹈是萨满作法的重要形式,其中的不少舞蹈是来自鹿动作姿态的模仿。赫折萨满有专门的跳鹿神仪式。“萨满于每年春季二三月及秋季七八月有跳鹿神之举,称为samungiren。跳鹿神的意义是萨满欲为他的家属及合屯人民消灾求福,举行此隆重仪式时,屯中的人家医病跳神许愿得逾者,及求子得子者,亦趁此时还愿,乃觉倍热闹”。此外,在北方民族中还有许多尚鹿习俗和有关鹿的禁忌,这里不再一一赘述。鹿崇拜和尚鹿习俗是北方民族一个传承极广、影响巨大的文化传统,它与北方猎牧民族的生产、生活、宗教信仰以及生命观、宇宙观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是原始图腾信仰和神灵崇拜的历史遗存。

  虽然红山诸文化与北方猎牧文化在时空上相隔数千年,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文化类同性,特别是在原始崇拜上的诸多的相同或相近现象,让人感到惊奇和深思。这不是历史的偶然巧合,而是正如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所指出的“中华文明多源一体”的论断一样,是一种同源多流的文化现象。(赤峰学院蒙古文史学院王其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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